在上海好好的，一回到北京就病倒了，不算太严重的感冒折腾了几天，难得他还保留着“源吉林牌甘和茶”，那是以前一到感冒妈妈常常煎给我的感冒茶，一直不喜欢那种苦苦的味道，却每次都硬着头皮喝下去。爸爸总是说我，每次感冒后，起码会持续咳嗽两周，我还没仔细数过咳嗽持续了多长时间，只知道嗓子哑了。偶然沉默也不错，话太多了，不免招人讨厌。

   这几天，他少有地空出时间陪我，说是陪，不过就是在“雕光”耗掉一个又一个小时。曾经答应牧师要去看看国内的教会，但最后还是没去，一是远，二是突然失去了那种跟别人打交道的热诚。在这个资讯过剩的城市里，我只想尽量地隐藏着自己。“雕光”是个好地方，至少容纳如我这样的“闲人”。一个地方是否大气，我的衡量标准是“宽容”。什么是“宽容”？就是尽可能容纳与己不同的东西，不去打扰，不去评价，随之自然。很多时候，光是无意的“打扰”就给旁人带来无形的压力了。在上海，一个人逛周公馆，鲁迅纪念馆等等，没有广州那种似乎要摆出来与商业社会抗衡的紧张，也没有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自命清高，更没有人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，询问着，一切自然而然，逛博物馆、纪念馆就如逛商场一样，似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在“雕光”亦然。不同国籍的人混杂着，交谈着，一杯咖啡泡一个下午，自做自的事情，没有人打扰。多的是“闲人”，多的是真正的自由。大气融进了细节，让人感到温暖。慕名而去复旦，刚好碰上百年校兴，据说财雄势大的复旦盖了新楼，还新建了校史馆。偌大的校史馆冷冷清清地伫立在大草坪的那边，黑乎乎的。一直担心作为外来人的我们是否能进去一睹芳容，诚惶诚恐地徘徊着。刚好碰见一个清洁工，交谈几句后他就把整个校史馆的灯全开了，顿时灯火通明，随我们任意参观。复旦的礼遇让我既惊且喜，想起番中那个只用来接待领导参观的校史 ，大气如此，望尘莫及。

      过圣诞，对于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中国，似乎有点矫情。发着“圣诞快乐”的短信觉得很好笑，无法逃避集体盲从的力量，唯有随波逐流。平安夜在一个陌生的意大利人家里度过，这是Ben的主意。他本想约几个欧洲人一起庆祝，最后只剩下主人家、BEN，一个比利时女孩还有我这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局外人。初始的尴尬，语言的不通随着一道道半正式的意大利菜上台而减轻了不少。七点半开饭，直到凌晨一点半才算正式结束。最后在满桌狼藉映衬着比利时女孩凭窗怀念家人，ben在主人家的沙发上呼呼大睡，主人家和我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大谈中国政府压制的情景下结束。一顿饭，一个小时谈话，却感觉到欧洲人在北京生活的不容易。带着“中国纺织品”的大题目来，遇到的却是信息障碍，文化冲突还有太多不可理喻的中国式规矩。中国，在许多欧洲人心中的“远东”，似乎还带着太多神秘的色彩。“东方想象”和“西方想象”本如出一辙。中国想象着欧洲，欧洲想象着中国。我相信，他鼓着很大的勇气跑来这个令他的同伴们迷惑的国家。连中文都不会就敢于挑战敏感问题，成效当然不高，但至少经历谁也不能代替。他一直用法语跟比利时的女孩交谈着，那是他们的母语。那女孩热情直率，只是染上了思乡病，还有被在京城的法国室友骗了不少钱，情绪低落。语言的障碍无法弥补，但至少人同此性，心同此理，俗气的圣诞，俗气的新年，连感情都是俗套的，却在这“俗”中透着丝丝温暖。北京还没下雪，却冷，气温在零度徘徊。一个多星期了，我还没习惯北京的冬天、习气和交通，可况远在天边的欧洲人？明天，我可以回家，嗅着浓浓的粤味，过着俗气的春节，但他们呢？明年，我一个在悉尼过春节，又或者，未来几年我独自呆在南半球，能否如他们般坚强？他在京城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意大利食品和音乐，算是一点点的心理补偿，在悉尼的我，难道不也如此？

       今天，25日，圣诞节，一个人呆在雕光。今晨的疯狂定格在那一个小时里，用身体作为自我放逐的标志，勉强完成自己的成年礼。今天不想跟他见面，我知道，今晨的动作意味着什么，一种绝望的挣扎，或者潜意识的报复，是的，任意蹂躏的疯狂，把自己变成一个挑逗者，为的是挣脱无形的网。这个伤口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愈合，也许它变得更大，更深，更难愈合。睡到快中午才起床，为的是逃避早上的清醒。早上九点于我，是最为理性的时刻，惯性的思考把我困得很辛苦，宁愿用白日梦般的混乱熬过这时间。下午于我是暧昧，午睡后的慵懒让我依然沉溺那个自己主导的时刻。也许，我一直都在做独角戏。

      任务完成了，游荡够了，是时候回家了。

    坐在北京“雕刻时光·同文馆”里，享受着无线上网的乐趣，沉溺在英语、西班牙语、中文等等语言混杂的环境中。这是此次北京之行的重点，也许为的，不过那种伪SOHO情调。一杯咖啡，一张木桌，一台电脑就消磨了一整天。大一的时候龟缩在成府街的小店如今连开几家，从大学生的消费层面转向外国留学生和灰领、白领，似乎成了一种身份，或者标志，就如名牌衣服，名车名房一样，利用情调消费刺激着无数人的钱包。附庸风雅如我们，享受着，甘心被宰着。北京、上海决不缺类似“雕光”这样的场所。

    三四年没来北京了吧，以前模糊的感觉鲜活起来。成府路扩充了，白石桥也没那么挤了，只是乱过马路的现象还在，站在斑马线上依然心惊肉颤，生怕小命不保。于我，大景点已经失去吸引力，倒是随便在街上逛逛，感受冬日萧索的北京。可惜没看到雪。对雪的记忆源自小学五年级第一到北京旅游，那时候在定陵外堆雪人，打雪仗。在京城说这话就如在广州谈论第一次逛年宵花市情景一样，熟视无睹，年年如此，边际效益递减，却对于少见多怪的人（如我）则显得如此稀罕。

    带着逃亡的情绪去了上海，得到小万热情的招待，在北京一直闹着的胃疼不治而愈，胃口好了不少，看来“心情影响食欲”这话可真不错。去了四天，三天一个人带着地图和水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乱逛。喜欢那种不经意间发现独具特色的建筑物的感觉。上海是个精致的地方，用小万的话，似乎有点矫情了，我却认为，至少它具有文化炫耀的资本。十里洋场的风花雪月在王家卫、关锦鹏等香港导演里面早已说尽，却在傍晚的上海城里不断上演，乐于用沉溺过去缓解生活压力是否是上海人生活特性？外滩绚丽的建筑让我想起香港的尖沙嘴，究竟是香港复制了上海，还是香港刺激了上海更加小资？香港商店，港式茶餐厅，充斥着上海高低中档地段，怕是李欧梵笔下的“双城记”，好玩的是，前些年《书城》采访李欧梵关于“双城记”看法的地点是广州，一个深受香港文化影响，实实在在却始终小资不起来的城市。这是否是对这个拥有二千年历史的城市某种程度的讽刺？对上海，我的印象斑驳杂乱，有只言片语式的评论，走马观花的璀璨，还有一些在澳留学的上海同学。地方因人群而精彩，而用几句话，几篇文章简单概括一个地方，一个人群，总是显得触笔不够，地方与人总是不经意地改变着。（续）

  坐了九个小时，整整一天的飞机，终于重新踏上这片土地。略过飞机上对空姐“茶，please”的不中不英对答，一下飞机，被澳洲清新空气惯坏的鼻子开始发痒，喷嚏一个接一个，怕是受不了广州浑浊的空气。爸爸来接我，我自然而然地拉开左边的车门准备上车，几经提醒才醒悟那是司机座。大摇大摆地穿过斑马线，差点没被飞驰的汽车撞死，过马路到处找交通灯按键，上洗手间从来不考虑带纸巾，却发现洗手间居然连装厕纸的盒子都没有。碰着人自然蹦出sorry，弄得别人奇怪地回望。在星巴克喝杯咖啡，用英语跟服务员对答后几秒钟才醒悟广州星巴克的造作……

   原来，我真的离开了。八个月，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，不知不觉地改变着种种习惯。以前一直说他，这次回来看着番禺灰蒙蒙的天，一成不变的容貌，突然有点彷徨，有点手足无措。短暂的漂泊增加了离心力，原来这个地方也不过如此。这样说似乎会背上“崇洋”之罪名，却掩饰不住心里种种的不舒服。其实，回来了，家乡依旧。父母的生活一如既往，我的回来不过增加一点他们的重担而已。姥姥只会关心我是否能嫁出去，我的婚姻对于她来说是一种心理解脱，只是，我看不到除了让她传统的观念得到满足以外，婚姻于我有何价值。还有无休止的应酬，根本没有时间在家里好好跟我的书宝贝好好聚聚。我从不否认自己是个自私的人，时间，当然留给自己最多的时间。

      下周四赴京。伤口经过八个月的疗养，比以前更健康。也许我和他之间还没有定案，至少，我希望此次旅程是愉快的，至少，在他消失之前有个美好的回忆。我只想回来好好休息，到处逛逛，找找电影和书，和他在京城某个角落喝喝茶，聊聊天，看看雪。又或者去上海小资一下，领略一下这个怪诞的城市。很多朋友问起我和他的关系。这是两年前我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。但是现在我不想追问，有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能找到答案。即使让你得到答案又如何？不过一时搪塞之词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说，我的生命里不可能缺了他，但是他的位置，比情人远一点，比友人近一点。